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许倩 实习生 潘丽娜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根红讲述光影里的抗战印记
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艺术化再现，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以影像还原历史，立体地展现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照亮大众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认知。7月27日，2025年尼山书院红色经典公开课第二讲开讲，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根红从影视化的视角还原历史，揭开光影里的抗战印记。
于民族存亡中开展生产
公开课伊始，周根红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党领导的电影工作与抗战宣传切入，揭开光影记录下的抗战历史。“‘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的电影工作纲领，成立了党的电影工作组织，以编剧、干部等形式参与民营电影公司进步影片的生产，创办电影理论刊物，发动‘左翼’电影运动，逐步加强了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
1930年8月23日，以夏衍领导的艺术剧社和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为中心，辛酉剧社、青鸟剧社、光明剧社（原剧艺社）、摩登社、大夏剧社等进步剧团的50余名代表参加，组成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组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
党对电影界的领导则要追溯到1932年。“1932年初，在中共中央文委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由夏衍、阿英（钱杏邨）、郑伯奇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当编剧顾问的问题，从而正式开始了党对电影界的领导。”周根红介绍，中国共产党人以编剧顾问名义，打入电影界后，除了写作电影剧本外，还要帮助修改剧本，改编剧本。“为了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电影小组极其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并在1932年为‘明星’‘艺华’‘联华’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如《狂流》（夏衍）、《三个摩登女性》（田汉）、《民族生存》（田汉）和《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等。”
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1936年1月27日，欧阳予倩、蔡楚生、孙瑜等中国电影工作者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呼吁国民党政府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电影界围绕题材与形式展开讨论，强化电影在民族存亡中的社会功能，开始了国防电影运动。
“共赴国难”的抗战动员
九一八事变之后，基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进步电影从家庭、朋友、学生等角度，刻画了一批投身抗战的群众，以号召大家参加抗战，唤醒民众抗战意识。
周根红举例介绍道，“第一部抗日电影《共赴国难》以‘华翁’为主人公，讲述了年迈的华翁住处被日军的炮火轰炸，最终带着子女奔向战场共赴国难的故事。此后，《小玩意》《风云儿女》《十字街头》等电影相继上映，掀起‘共赴国难’的抗战动员。”
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反映延安时期军民生活、抗战斗争等方面的影片和新闻素材，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的战斗状态，表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和“抗敌爱国”的精神。
此后，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抗战影视作品的表现方式也在不断演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上海是中国的电影中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电影公司和电影人才纷纷内迁到武汉、重庆等地，在大后方继续开展抗战电影的制作。一批兼具抗日救亡思想与商业娱乐属性的影片相继拍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蔡楚生等影人转移至香港，通过《孤岛天堂》等粤语片延续抗日电影创作。上海和香港成为抗战时期的‘孤岛双城’，书写了抗战电影的‘双城记’。”周根红分析。
在历史视野下讲述中国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银幕上较为集中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无数中国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周根红表示，新时期，银幕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可喜变化。注重深入人物的内心，探究心灵的底蕴，由此揭示出时代的脉搏与历史的变革。
整体来看，抗战影视作品叙事视角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叙事向精深叙事转变，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讲述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逻辑，在重大历史进程中讲述个体与时代的成长故事。周根红介绍，“在叙事美学方面，注重‘史’‘诗’‘思’的美学统一；在形式方面讲求融合与跨越。此外，注重国际化叙事，在挖掘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在世界战争格局中讲述中国的抗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