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山东受害劳工维权进展通报会在潍坊高密举行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杨芳 邹元德
“二战期间，共有3765名中国受害劳工在三菱矿业被强制劳作，其中山东就有1555人。自2015年6月三菱方面提出和解意向之后，我们着手受害劳工及其遗属的确认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全国仅有1200余人确认，作为重灾区的山东也仅有320人确认并拿到了谢罪金。”8月13日，山东受害劳工维权进展通报会在潍坊高密举办，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通报维权最新进展。这位79岁的老人很着急，因为距离三菱提出“整体解决”的确认时间，只有一年多了。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约39000名中国劳工到本土35家公司（135个作业场所）强制劳作。其中，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材料株式会社前身，以下简称三菱公司），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722人身亡。
中国受害劳工的苦难被发现，不得不提一个人：刘连仁（刘焕新的父亲）。他1944年被强掳至日本从事非人劳作，后逃至北海道的一个山洞穴居13年多，直到1958年1月底被发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以刘连仁为代表的中国受害劳工便开始不间断地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维权。
2007年，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维权的通道被彻底关闭。2010年9月，山东在三菱公司的受害劳工委托“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向省高院提交诉状，状告其设在山东青岛和烟台的两家企业，争取权益：按要求其认清历史，诚意谢罪；向受害劳工每人赔偿30万元；在日本每一个作业场所建立纪念碑或者纪念馆，在中国建立纪念碑或者纪念馆。2014年4月，山东三菱受害劳工再次递交诉状，除了维持原有的诉求外，谢罪金追加到每人100万元。
2015年6月，三菱方面在北京约见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和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等人，表达了和解的意向。经过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了和解，内容包括：三菱公司向受害中国劳工谢罪，并为他们设立纪念碑，每名受害劳工可获得10万元谢罪金。
但是在提出“和解意向”的同时，三菱方面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全中国三菱受害劳工要“整体解决”。这意味着不仅山东受害劳工要同意上述和解方案，外省市受害劳工也要认可这个方案。刘焕新们开始了新一轮奔波，期望国内受害劳工及其遗属认可这个方案。
在得到大家整体解决的共识后，三菱方面于2020年初，把向每一位受害劳工支付的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打入“历史·人权·和平基金”中。2020年12月，山东首批受害劳工及其遗属30人，得到确认并拿到了谢罪金。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2022年8月13日，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再次来到潍坊高密，山东受害劳工维权进展通报会当天举办，刘焕新通报维权最新进展。据他介绍，全国共有3765名三菱受害劳工应获谢罪金，截至8月12日已有1200余人经确认获得了谢罪金。3765名受害劳工中，山东就有1555人（说明：以往公布是1501人，后经几年的寻找，山东三菱受害劳工人数增加），目前仅有320人确认并领到了谢罪金或者已经完成身份确认正在等待谢罪金发放，目前尚余1200余人尚未取得联系。
只有经过调查员的确认，并完成赔偿申领手续，才能完成谢罪金的兑现。今年60岁的张敏参加了通报会，他告诉记者，他的姥爷是三菱矿业的受害劳工。“我小的时候，姥爷经常说他在日本遭受的非人待遇。我们加入维权十多年了，去年春节谢罪金发下来了，我也在姥爷坟前说了这个事。”79岁的曲连高头发也都白了，“我岳父当年从青岛被掳上船去的日本三菱，到了日本一直在挖矿。他回来是从天津下的船，走回的高密。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他胃不好，去世时胃是烂的……”每一位劳工的故事都是一部血泪史。
“三菱公司当年提出整体解决是有确认时间限制的，目前距离确认截止时间还有一年多。过了这个确认时间，人家也不会给谢罪金了。我今年79岁了，时间也不多了，还是得呼吁全国的三菱受害劳工及其遗属抓紧时间确认。”
据悉，“历史·人权·和平基金”在中国设有“中国人权和平基金会”，其认可的调查员共有9位，其中山东有3位，分别是刘利（刘焕新之子）、张元富、张桂珍。请曾受到三菱矿业侵害的被掳劳工或其遗属看到本消息后尽快与以上3位确认员取得联系，不要让经过艰辛努力才争取到的维权成果白白流失。
|铭记|
刘连仁经历将拍成电影长篇叙事诗也在创作中
“刘连仁是中国近4万被掳日本受害劳工的缩影，他是战争与苦难的见证”“苦难不能忘记，斗争不能停止”……在8月13日举办的山东受害劳工维权进展通报会上，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了解到，以刘连仁真实经历为蓝本的电影和叙事长诗创作正在进行中，以铭记二战期间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抬头。
“斗争不能停止，这段历史也不能被忘记。”青岛千一影业有限公司编导宿云峰说，如今《劳工刘连仁》电影已经立项一年半的时间了，剧本写了两版并进行了反复修改，现在处于最后的审批阶段。“预计将在一两个月内审批完成，这也标志着该电影项目即将正式启动。”他表示，影片有望在明年开春正式开拍。
“挖煤，运煤，风雨/无阻，昼夜不停/不管你手伤，脚伤/不管你痢疾，伤风/‘看你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看你眼珠动不动/动就得上工。’……”这是高密作协原副主席、高密诗派研究会首任会长、诗人李丹平以刘连仁真实经历为蓝本所撰写的长篇叙事诗《北海道山神》初稿的部分内容。
“长篇叙事诗《北海道山神》的创作，开始于电影《劳工刘连仁》的摄制创意，迄今为止已经三年时间了。目前，初稿已经完成，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一个重要作品，也是献给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的一份礼物。”
李丹平告诉记者，长诗《北海道山神》共分10章，1000多节，2000多段，16000多行，12.8万余字，是目前中国最长的汉民族长篇叙事诗。
据介绍，叙事长诗《北海道山神》争取2024年前完成出版和发表，向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献礼。
|特写|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
追债不停止，年轻人也要多做宣传
刘焕新
距离上次见刘焕新老爷子，又过去了将近两年时间。每当想起他，两年前他落泪的画面总会浮现眼前。上次他说，“我努力了30年，也精疲力尽了”；这次他说，“维权32年，成果不易，心血不能白费；确认得抓紧，我今年79岁了，时间也不多了，我追债不会停止，你们年轻人也要多做宣传……”
刘焕新说的宣传，不仅仅是对媒体记者，更是对现场来参加维权通报会的受害劳工遗属。记者看到本次参加通报会的是一批“新人”，他们也已不年轻，有五十多岁的农民，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从1990年开始，刘焕新踏上为二战时期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维权之路，一开始是为父亲，后来是为全中国的受害劳工。时光荏苒，32年如白驹过隙，又白了一代人的头发。
“现在三菱公司受害劳工的和解意愿已经开始兑现，那剩下的三万多劳工怎么办？也有其他公司的受害劳工问我，我的答案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追债’。’”刘焕新说，下一步，他的梦想就是全面解决受害劳工的权益维护问题。”刘焕新表示，与三菱公司达成的和解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模式，那就是谢罪、纪念、赔偿。
“32年来，我曾经69次前往日本，在与当地的律师、有关机构和友好人士沟通中，他们也都认为，参照这一模式去解决其他劳工的问题不是不可能。”
“我已经79岁了，时间不允许了，但受害劳工问题整体解决不能停止。受害劳工的二代、三代，你们也要多做宣传，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了解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苦难，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从去年开始，刘焕新之子刘利接力，正式扛起了山东受害劳工维权的大旗。
十六七岁开始，刘利开始帮着父亲系统梳理有关资料，参与受害劳工维权，“有时帮着写一些东西，有时帮着那些听不太懂方言的人当一下翻译，一点点地参与进来。”刘利表示。
“原本还想着，就是接了父亲的班也能干点自己的活。现在发现，时间根本不允许，就是要全身心地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刘利说，根据和解协议，三菱公司为受害劳工支付赔偿金的确认期限还有一年多，“今明两年，我尽量不休息了，全身心参与到受害劳工的调查与确认进程中，为他们争取应得的权益。”
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张桂兰、秘书长陈丕刚：
我们经常会被当作是骗子
张桂兰
“寻找受害劳工的进程是很艰难的。”作为受害劳工的孙女，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张桂兰主动加入到寻找、调查受害劳工及遗属的进程中来，她和已经70多岁的老伴开车走遍了山东各地，调查受害劳工的下落和遗属。
“经我手调查确认的大概有五六个，更多的还是让人失望的结果。”张桂兰告诉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有的全村都已经没人认识受害劳工了，甚至连受害劳工的孙子都无法确认自己的爷爷是谁；有的人会把他们当成骗子，不相信会真的有人为了给自己爷爷辈的亲人如此费心费力地理赔；有的找到了确实也是受害劳工的遗属，但是并非被三菱公司侵害的劳工，只能记录在案，以待后续联系。“对于已有的线索，能做的就是反复去调查核实，这个过程很辛苦，但还是要去做。”
“山东受害劳工的名单在我手里，有的是找不到人，连遗属也找不到，有的是打电话说这个事的时候，被当成骗子。”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陈丕刚说。提起这个事，陈丕刚说好几次下村去调查的时候，还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有的村子合并了，或者连名字也改了，找起来难度挺大。”
“我们经常会被当作是骗子。”陈丕刚说，这次之所以通过媒体公布联系人和电话，也是为了让受害劳工及遗属确认工作人员身份。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
从青丝到白发的坚守
傅强
“山东受害劳工的对日索赔工作，自上世纪90年初至今，已有30多年了。”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傅强表示，纵观维权历史，整个进程十分艰辛与不易。“全省各地的律师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着替受害劳工讨公道、维权益而凝聚在一起，担负起对日索赔工作的历史重担。”
据他介绍，起初，法律援助团有30多名律师，有的律师还是毛头小伙，而如今已两鬓斑白。傅强在最初接触刘连仁的案件时30岁出头，而如今银发暗生，岁月匆匆，明年也到了退休之年。“这期间，我的父亲因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尤其是在2012年，在北京与三菱公司的代表商谈三菱受害劳工的索赔事宜时，我实在无法脱身，因此照料父亲的重担，一直都是我的大哥承担着。父亲三年前已去世，现在一回想这些，心中仍隐隐作痛。”傅强说。
在参与山东受害劳工对日索赔的日日夜夜，有一位80后律师，负责三菱公司受害劳工的调查统计工作，由于经常奔波省内各地，就餐休息没有规律，长此以往，患上了重病，以至于受到家人的责怪。“但他始终认为，这点苦算啥？后来援助团的全体律师，共同给这位年轻律师捐款，在广大律师同仁的帮助下，这位80后律师的病逐渐痊愈了。”
在索赔过程中，援助团的律师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受害劳工的调查与统计工作，并登记入册。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受害劳工对自己当年在日本哪个地方做劳工也记不清了，有的劳工当年回国以后，又改了名字，诸如此类的等等，这些工作看似简单，但真正统计起来，工作量不小，需要耐心与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