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王宇琦
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深入，文化在地区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大，形成良性循环，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日前，“民俗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青岛大学成功举办，呈现学术领域对文化遗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民俗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由山东省民俗学会、青岛大学主办，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协办。来自省内外64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文化遗产研究成果，探讨学术探索方向。
活动现场，“青岛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山东省民俗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专业委员会”两个学术研究机构揭牌，为山东文化遗产及民俗研究贡献力量。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张士闪从学术活动举办、学术机构成立、学术研究开展、社会服务实践等方面，总结回顾了山东省民俗学会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不凡成绩，寄望学会同仁不负韶华，密切合作，共同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民俗文化发展事业“开新局”。
活动开设文化遗产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间艺术研究、民俗信仰研究、乡村振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田野观察与研究、青年论坛专场等8个论坛分会场，与会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热烈讨论。其中，许多研究内容以山东境内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成绩斐然，呈现领域内蓬勃向上的学术面貌。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赵宗福以《雅俗流变中的古代科举与民俗文化》为题，辽宁大学教授、沈阳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江帆以《雁过留声：民间叙事生成与演化的内在逻辑——以辽河口古渔雁口承叙事为对象》为题分别作主旨报告。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认为，开放性、年轻化是这次研讨会的显著特色，“山东省民俗学会一直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一大批资深会员坚持学术研究老当益壮，一批年轻人在获得博硕士学位后踏上工作岗位，风华正茂，有学术冲击力，为学会增添了新鲜血液。山东省民俗学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未来可期。”
赵宗福：科举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互渗透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吏选举方式，影响着政治、经济发展，也对文化及社会结构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青海师范大学教授，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赵宗福看来，科举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互渗透。
科举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大致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因此，相关内容的教育不仅在孩童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科举制度存在的历史时期内拥有显著地位。宋代汪洙所写《神童诗》中提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长久以来，读书人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存在。但赵宗福认为，科举文化表面属于精英文化，但任何文化都不是绝对专属于某一个阶层的。从个体经历来看，往往一个家族几代人共同参与科举制度，实现阶层变动；从群体经历来看，无论城乡，方圆之内若有人考中秀才、举人，往往可引来普遍敬仰、羡慕，好消息也被广泛传播。因此，科举制度也流变到民间文化中，并对民俗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科举文化在酒民俗文化中遗迹最为明显，其中，相当一部分吉祥酒令词与科举文化有关。很多酒令词流传至今已经失去了其本意，彻底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赵宗福表示。他举例，对于表示数字5的酒令词多为“五魁首”“五经魁首”等。明清时期，科举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取士，每经第一名称“经魁”“魁首”，同时取得各经第一名的人被称为五经魁首。广为熟知“五魁首”便来源于此。
此外，一些生活中的习俗也从科举文化中演变而来。比如婚礼送亲的“上马宴”“下马宴”就来自于清代象征乡试正式开启和圆满结束的宴会名称。科举文化对民间叙事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一些民间故事中描绘的科举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甚至出现诗句不对仗等问题，但这些故事亦是百姓借助秀才形象表达所思所想的途径与方式。
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流变中，民俗文化也影响着科举文化。比如科举制度竞争激烈，读书人愈发相信，多行善事者才能在选拔中名列前茅，进而发展为读书之家多注重家风家德建设。
江帆：古渔雁文化蕴含丰富的智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定义对非遗进行分类，其中一类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辽宁大学教授、沈阳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江帆在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古渔雁民间故事进行研究时发现，这项非遗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广阔，不应仅仅局限于民间口头叙事，其蕴藏着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渔雁”是辽河入海口（以下简称“辽河口”）区域内存在久远的一个特殊生计群体。辽河口位于辽宁省盘锦市二界沟村，海河交汇，滩涂营养丰富。每年大地回春、海冰消融之际，就有庞大群体来到这里从事捕捞和海产加工，并在封冻之前离开，如同候鸟，被称为“渔雁”。古渔雁群体中，河北白洋淀地区人居多。这个群体不长期居住在故土，又没有融入辽河口当地，彼此抱团而居，因此，形成相对封闭又独特的文化场域，这种文化鲜被两地记载。
“任何传统必然蕴含着与特定生态环境及区域社会相匹配的文化特质。古渔雁一年三季都在辽河口谋求生计，群体中的知识、生产经验多来自于长辈，因此，口头传承对他们特别重要。古渔雁的口承叙事彰显着他们的生态认知维度和文化构建逻辑，并与他们的生命体验密切关联。”江帆表示。
古渔雁民间故事通常较为短小简单，这与其长期在小渔船等狭窄环境中生活和辛苦的劳作状态有一定关系。从群体传承的故事中亦可看出，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其他生物群体的悲悯之情尤为突出。此外，古渔雁多来自冀中等农耕文明影响深远地区，其先民对中原本土原生文化是熟悉的。因此，在群体创作中，农耕文化与其自身群体文化相互融合。中原神话形象也出现在古渔雁的传说故事中，又融入渔雁生计属性的叙事体系，比如，他们认为黄帝造船篷、蚩尤造船舵、女娲补天是在船上进行的……
“对于处于特定生态位的群体来说，其文化传统及口承叙事的生成构建自然也必然地要依据自然法则，因而，其文化传承与口承叙事也自然且必然地折射着该群体‘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民间叙事充满情感体验，叙事情感及其文化意蕴已经深深植根于特定群体的集体意识之中，故而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江帆表示。如今，古渔雁文化也成为当地着力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成为助力当地文旅发展的重要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