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刘庆英
2023年6月初，知名纪实文学作家高洪雷以小人物命运揭示大宋文明气象的作品《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出版，令人耳目一新。
彼时，距《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出版3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下一部作品，高洪雷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写作已经完成，正在修改阶段。”
近日，《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姊妹篇”《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如约而至。
为了这部新作，作者历经三年多进行大量史料收集考证、实地采风、人物访谈等，最终选择以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琅邪（今青岛）作为开篇。
其在书中写道：“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路，但它又绝非一条特定的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像毛竹一样，被岁月的雨露拔了无数的节。
这“无数的节”，在高洪雷的新书里，是一次次远航串起的沿岸风土人情，是一件件商品带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个城市随海浪和岁月的兴衰起伏，更是一场场季风吹起的一路令人击节的故事……
为什么是这里？
人们常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来说，亦是如此。从千年以前古人跨出第一步，到繁荣鼎盛时频繁的来来往往，有终点，自会有起点。
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从未有固定的东方起点。有说起点是泉州，有说起点是徐闻与合浦，有说起点是广州。仅就山东来说，也有登州（今蓬莱）和琅邪（今青岛）之说。而这两地，被高洪雷分别作为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作为山东人，当然会将我的纸上丝路的海洋起点选在青岛。但是，这个选择不只是爱乡情切，更有深厚的历史支撑和现实考量。”高洪雷说。
这份历史支撑和现实考量，在其字里行间随处可见。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在琅邪台湾建立了中国五大古港之一的琅邪港，从而拉开了青岛成为东方海上丝路枢纽的序幕。”在开篇《琅邪》中，高洪雷回顾了青岛的历史变迁，“它作为东方大港的第二次辉煌是北宋时期，当时朝廷在此设立了北方唯一的海关——板桥镇市舶司，使之成为中国与高丽贸易的唯一港口。它的第三次辉煌是与屈辱相伴的，清末，德国看中了此地最大的海湾——胶州湾，并将其变成了德国租借地，定名青岛……”
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夺的对象，到秦朝36郡之一，再到北宋时期繁华的市舶司……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琅邪港就是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高洪雷用讲故事的手法，从优越的地理位置到适宜的气候条件，从文物考古到历史事件，娓娓道来，讲述着青岛的前世今生，让人们对青岛有了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认识，让人忍不住感慨：原来青岛不止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早在宋代时，这里已是估客云集、千樯林立、舳舻千里，原来早在千年前，这里已有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频频出入酒肆、勾栏……
青岛琅邪港历史比登州港更悠久，板桥镇港成为继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之后的第五个国家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北线起点……青岛深厚的历史底蕴，让高洪雷写海上丝路只能从这里着手。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书中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开辟的连接中国、中亚和印度的古老商路，称为“丝绸之路”。这一称谓，不仅表明这条商路上运送的主要货物是丝绸，还让人联想到绸带般在高山、峡谷、大漠、绿洲间蜿蜒律动的神奇曲线。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则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8年根据中国陶瓷的海上运输和贸易分布，首次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北线和南线。北线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周武王封箕子到朝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到了宋代，位于山东半岛的登州港和莱州港作为军港禁止商用，从朝鲜半岛通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南路航线因为黄海中有横贯千里的积沙(古称黄水洋)被各国商船摒弃，密州直达高丽的航路成为最畅通、最繁忙的商路。“嗅觉灵敏的商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位于胶州湾的板桥镇。这个远古海港，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高洪雷写道。
作为一座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古往今来，蓝色始终都是青岛的发展底色，海洋是其不竭的动力源泉。如今的青岛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前列，借助青岛港带来的强劲的外向度，青岛市2022年GDP已经接近1.5万亿元，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北方现象。
“青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被大书特书，这是第一次。”高洪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但是，对于青岛，高洪雷有更高的期许。它应该是中国的青岛，还应该是世界的青岛。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青岛必须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使命感，因为它从来不缺少历史底气，从来不甘心平庸，也从来不甘落后。
从青岛出发，高洪雷以笔墨探访扬州、太仓、宁波、泉州、广州、徐闻与合浦、巴士拉，占城（今越南南部地区）、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红海等海上丝路重要地标，力图还原那条危险与鲜花并存、掠夺与贡献俱在、野蛮与文明共生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串联起一系列人物故事。这是高洪雷笔下的“另一半世界史”。
为什么是他们？
历史，总与人息息相关。
高洪雷说，一座城市要想留住自己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辉光，不应忘记每一个曾为之付出智慧的人。
因此，在书中，从徐福东渡到郑和下西洋，从范锷力主设立板桥镇市舶司到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发送“东方密报”，从法显在青岛登陆到鉴真东渡传教，从被称为“东方马可·波罗”的汪大渊远洋航海书成《岛夷志略》到杨庭璧四使印度……高洪雷在大量史料收集考证、实地采风、人物访谈等工作的基础上，通过15个港口、海峡或海域，串联起一系列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竞争惨烈、豪杰辈出的故事。
跟随高洪雷的讲述，人们才知道，第一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不是唐僧，而是法显。早在东晋时期，他已“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鄯善、焉耆，向天竺匆匆走去。”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斯里兰卡的人，在高洪雷看来，法显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如今，在法显登陆的地方，还有一座名叫潮海院的千年古刹，在向人们讲述着那千年不息的故事。
早在600多年前，作为和平之师、友好使者，“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共七下西洋，先后到达中南群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拉伯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通过高洪雷的书写，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有了更详尽的认识，可以在郑和遍布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足迹中，明白其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巩固和扩大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国家的财富和科技水准。”高洪雷查证大量史料，确认“郑和下西洋所开展的，并非只有朝贡贸易，还有频繁的、大量的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而从未有“不讲信用或强买强卖的记载”。
像这样的人物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他们都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
而像这样将深奥复杂的历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故事，讲给读者听，也将与其相生相伴的文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般地融入进读者的心中、脑海里。
为什么是这些？
通读《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总会在一个个小小的细节处，给人一种知识的获得感，让人深感满足和惊喜，而毫无说教之嫌。而这正是高洪雷写作的高明之处。
写海上丝绸之路，货物自是不可或缺，也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一件件随船“行走”的货物、商品，无论是丝绸、陶瓷，还是香料、宝石，在交互之间，带动了海上丝路沿岸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交流互鉴，无声胜有声。
据相关材料记载，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到唐宋时期，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随着通道变化的，还有货品。
“宋代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一直以丝绸为主。6世纪中叶，两个和尚把蚕种从赛里斯（今新疆）偷到了拜占庭，帮助拜占庭掌握了养蚕织丝技术，使得欧洲不再完全依靠中国供应生丝。”高洪雷告诉记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往西方的货品，是陶瓷和茶叶，“因为靠骆驼、马匹从陆地运输陶瓷，沉重且易损，运量还有限，而在海上运输瓷器，既不易损坏，又可压舱”。也正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高洪雷在书中介绍：“古代帆船标有水蛇线和走马线，当船的吃水深度高于水蛇线、低于走马线时，行船最为平稳。”要达到这样一个吃水深度，从中国起航的商船一般用瓷器压舱，而从西洋返航的商船则以少量的白银、苏木和大量的贝壳压舱，久而久之，泉州出现了一个用非洲贝壳建房的村落——蟳埔村。
书中介绍的两类物品的遭际，恰可印证伴随海上运输而起的文明交流的成果。
一个是中国学习制糖“青出于蓝”。唐使王玄策在一次次出使印度时，“他从印度摩伽陀取回了制糖法，带回了制糖工匠。唐朝用扬州的甘蔗做试验，做出来的糖比印度糖的质量还要好。”而到了明代，身为学生的中国白砂糖工艺，已经超越它的老师印度。
另一个是西方学习中国制茶。1867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泰勒的苏格兰人，“从中国福建买了一棵品种优良的古茶树，种在了斯里兰卡北部高地，并拓展为斯里兰卡的第一个茶园。”5年后，他又创办了一家茶叶加工厂，并在三年后将第一批锡兰红茶送到伦敦市场拍卖，大获成功，并走向世界。“因为这里盛产红茶，是世界四大产茶国之一，所以这个岛国曾被称为‘锡兰’，意思是‘茶叶’”。
不难发现，高洪雷用海上丝路上出现的一件件无声的商品，诉说着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也记录着一段段沉沉浮浮的时光。
【作者简介】
高洪雷，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历史类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京东文学奖、桂冠童书奖等奖项。作品有《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中华民族的故事》《名人故事》《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中华姓氏的故事》《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咀英】
立足当下的历史书写
从《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另一种文明》到《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再到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高洪雷以其宏大的时空叙事、翔实的史料考证和细腻的文字描写，每每引发文学界强烈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好评。
曾被问及是否有庞大的创作计划，高洪雷回应“从来没有”：机缘巧合写了《另一半中国史》，过程中发现日本人研究西域出的书比中国多，于是奋起写了《大写西域》。写完《大写西域》，又对楼兰这个点产生了兴趣，创作了《楼兰啊，楼兰》。之后边写边疆史边筹划如何写丝绸之路。先写了《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写完觉得不行，海上丝路还没写呢，于是接着写《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
高洪雷用了一个比喻：这类写作就像勺子挖井。虽然可以越挖越深，但写作过程中也伴随着焦虑和绝望。尤其是最新出的这本书，时间从春秋战国到现在，横跨千余年，高洪雷深入史海梳理拾贝，有兴奋、有惋惜、有追问、有思考……
于是，有了这本东方视角的“海上丝绸之路”，涉及50多个国家，堪称“另一半世界史”。
不同于已经面世的各类海上丝绸之路写作，高洪雷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首先是文学的。“高洪雷的作品用文学手法来叙述历史，通过对日常生活、历史细节的想象，发掘历史的本质，在简练的史料记载之上敷衍为一段完整的历史叙事，体现了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结合。”（吴晗王光东《历史叙述·当代意识·文学想象——读高洪雷的历史纪实文学》）
比如书中写到吴国伐齐的琅邪海战，就极具画面感：“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凌厉的海风在琅邪海域掀起冲天怒涛，习惯内河作战的吴国水兵忍受不了舰船的颠簸，大多出现了晕船迹象，舰队阵形大乱。”结果被齐国水兵火箭攻击，成为一座座悬浮在海上的“火山”。
作为一名纪实文学作家，文学性只是表面，历史感才是内核。高洪雷曾这样总结其历史写作：《另一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是新的角度写历史；到了《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则是歌咏历史，咏叹历史；《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则是穿越历史；到了《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则是洞察历史。
强烈的历史意识，背后是缜密的考证和爬梳。高洪雷说，为了写这本书，所有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他都看过。而这本书更涉及季风、洋流、港口、船舶、航线、风土、贸易、外交等诸多领域，因此对写作者形成极大考验。历史的缜密，体现于史料的选取。比如讲到苏门答剌国一次复仇，高洪雷注解说，一说为替父报仇，一说为替兄报仇。鉴于其一作者到过该国，故采用替父报仇说。
更难能可贵的，还有高洪雷历史书写中的当下意识。书写的是历史，立足的却是当下。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写到的15个重要地标，既有对历史辉煌的爬梳，更有对当下何往的打量，每一篇最后，都有一段“小传”，成为作者立足当下对所在城市的“研判”。这里边有自豪，也有惋惜，更有期许。比如作者写到的扬州，“遗憾的是，长江入海口在宋、元时期推移到了上海，大运河也因元代海上漕运的兴起受到冷落，扬州的水运地位一落千丈。如今，距离入海口300公里的扬州，能否借助长三角经济圈和大运河复兴战略，重拾蓝色经济的辉煌?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得不说，这的的确确可称得上是“另一半世界史”。众所周知，世界史叙述的主角，多是欧美国家，而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国家，多在历史的叙述之外，东南亚更是长期以来成为散装的他者，只是在近现代，才被冠以“南洋”、“东南亚”等实体化称谓。而跟随高洪雷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的占城，还有柬埔寨这片土地的兴衰，以及红海沿岸演绎的爱恨情仇。
以文学的方式复现历史，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路，高洪雷将打捞出的生动历史细节讲述给万千读者，为中国读者奉献了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历史。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这部作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扎实历史书写，呈现了多彩的文明图景。（王希忠）
